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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英国高等教育大辩论及其启示
时间:2015-05-06  来源:郑明霞  
【摘  要】在整个世界现代大学的发展进程中,19世纪英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所带来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改革前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教育思想的大辩论对改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有必要回到最初的起点,去了解它的过程,以便更冷静地审视今天教育中的许多问题。辩论牵涉到自由教育与功利教育、科学教育与古典教育、改革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中许多精彩的论说也值得我们今天再一次去回味反思。
    【关键词】大辩论  自由教育  科学教育  功利主义  古典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09-0019-04
 
    一 关于大辩论的概述
    1.大辩论产生的背景
    工业革命使英国的经济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繁荣,但教育却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求。古典教育思想和传统的习惯势力依旧笼罩着整个英国的教育领域。这一时期,古老的大学仍固守古典教育的传统,严重阻碍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进步,引起了各界有识之士的尖锐批评。一场围绕着功利教育、科学教育和自由教育的争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2.大辩论的过程探析
    19世纪英国教育大辩论大致以40年代末50年代初为界分为上下两段,上半叶主要是苏格兰与英格兰高等教育界围绕着功利教育与自由教育展开激辩;下半叶战火转移到英格兰古典大学内部,主要是关于科学教育与自由教育的论争。
    1809~1811年是苏格兰—英格兰教育辩论的第一个高潮。双方力量旗鼓相当。争论的焦点是大学教育要不要求功利,古典学有没有功利,涉及双方不同的伦理原则。其潜在的命题是,教育仅仅为以国教为意识形态的贵族与绅士服务,还是为平民特别是中等阶层的世俗生活服务。
1809年,评论家、发明家埃奇沃思(R. L. Edge-worth)在《爱丁堡评论》撰文《论职业教育》提出“知识是否有用,要看其功利”的观点,鼓吹用功利主义教育取代古典自由教育,从而拉开了这场大论战的序幕。他认为,“对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来说,……古典学习是主要的科目。没有人会去怀疑或喜欢去打听,他花费如此长的时间去做的事情是没有价值的。……在人们中间,很自然地形成为了某种虚荣心,并成为了一种共同的追求。古典著作中的一些段落成了那些学者的格言,通过它们,那些学者得以与其他不识字的人或未受教育的人区分开来。希腊文和拉丁文几乎莫名其妙地成为了一个有教养的人的唯一标准。”①  
    接着《爱丁堡评论》的主笔史密斯(S. Smith)热烈响应,他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我们现今学校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把太多的时间用于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人们迫切希望在古典文学领域有一定的造诣,这也是事实。但古典文学不应该,也没有必要成为孩子们八九年的时间内学习的唯一学科。”②“在英国大学,无数的天才被教师们卑劣的妒忌和褊狭年复一年地毁掉。……每个英国人必须花费半生的时间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古典学问据说已经培养出了天才,因此不容改动。……当一所大学无用的事情干了很多年,……初次面对有用的东西时反倒会觉得这些是可耻的。一些政治经济学课程在牛津大学得不到鼓励,它们可能被蔑视,也可能被禁止。在课堂上讨论圈地、研究进出口贸易、贴近普通人生活,会被认为是很没面子的事情从而受到人们的轻视。所有文雅的,同时对人类有用的科学知识都应该在大学传授,这才是‘大学’一词所具有的含义。”③
    对于《爱丁堡评论》的批判,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院长科普尔斯顿(E.Copleston)于1810年和1811年先后发表三篇文章进行反击。他认为,学习知识本身就是目的。古典著作最适合于心灵的培养,因而是唯一需要认真学习的;如果效用是最好的教育的标准,那么,提供关于人性知识的古典著作的效用比提供关于自然现象的自然科学的效用更大。
    他指出:“那些怀疑古典教育价值的人立论的基础是:那些在古典教育上花费时间和钱财的孩子能从中得到什么回报?接受古典教育后他适合从事什么职业?或者古典教育怎样帮助孩子增加财富?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古典教育的目标不是使学生更适合从事某一特定的职业,或者增加他的财富。我承认,这些是送孩子接受教育的家长们的目标。但这些想法不仅与真正哲学或开明政策的目标不一致,而且还经常与之相左。……虽不能使个人直接胜任生活中任何一种职业,但古典教育可以使全社会精神上更富有、更高贵。即使不教给学生任何部门或职业的特殊技能,古典教育也能使学生从事任何职业时都能举止优雅、得体。”④“一定要有精神方面的陶冶,这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⑤“强烈的荣誉感、为了高尚的事业不惧死神、对国家繁荣全身心的投入、对事业的热爱、对荣誉的追求,都是古典教育优先要向学生头脑中传递的高尚情操。”⑥这些成为19世纪自由教育辩护者们的基本观点。
    1835~1837年是苏格兰—英格兰教育辩论的第二个高潮。休厄尔(W. Whewell)和汉密尔顿(W. Hamilton)分别代表英格兰的剑桥大学、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对数学、哲学的优先地位提出不同看法。休厄尔认为思维能力是心理品质的核心,而数学是培养思维能力的最佳工具。他说:“对剑桥大学最近的发展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承认,数学对于人们思维习惯的一般特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我们这一代或者上一代,剑桥大学曾培养出律师、商人、政治家。观察这些人或考察他们的言论,所有人都可以发现数学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处理其他问题的方式。”⑦
    对此,1836年1月,汉密尔顿在《爱丁堡评论》发表题为《关于将数学学习作为自由教育的一部分的思考》的文章,对剑桥大学的数学教育进行猛烈的抨击。他说:“一门学科要想在这样一所大学受到偏爱,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呢?首先最重要的条件是,这门学科应该为在较高层次上培养更多种高贵的品质提供帮助。数学教育在促进心智发展方面的作用是最不充分和可靠的。……第二个条件是这个受到保护的学科能够吸引众多的学生。显而易见在这个方面,与其他学科相比数学对学生的激励是远远不够的。……第三个条件是这门学科对人们在处理具体事务和工作之余享受闲暇时光方面提供比较大的帮助。在帮助人们处理事务方面,数学是最没有用处的学科。在帮助人们享受闲暇时光方面,数学提供的帮助甚至更少。……第四个条件是除去其自身的价值,这门学科是通往其他重要学科的渠道。在这一方面,数学(理论数学或应用数学)难与其他学科相比,它对任何学科都无直接的帮助。”⑧
    1852年,汉密尔顿把他自己曾发表过的一些文章汇集成书出版,题名为《论英国大学的改革》,清楚地论述了大学的双重职能,即大学作为自由教育的一个机构,又作为专业教育的一个训练场所。
    这场大辩论中,纽曼无疑是古典教育传统最大声喧嚷的捍卫者。他通过各种布道机会,发表对大学的目的和功能方面的见解。他强调大学是传授通用知识的场所,只有通才教育才能培养绅士,认为不包括神学的大学教育根本就不可能有哲学内涵。他还认为,大学以传播和推广知识而非扩展知识为目的,它的目的是理智的,而非道德的。他反对大学以研究为主要任务,认为研究是科学团体的事情,不是大学的职能。他认为探寻真理者往往离群索居,心无二用,行为怪僻,不宜从事教学。大学应该通过教学培养人。
    纽曼在1833年曾参与并领导了著名的牛津运动,重新坚持古代尤其是古代希腊罗马时代的理念,使得当时英国流行一种以古典著作学习为基础的风潮,并继续对学校教育产生重要的影响。
    到了19世纪中期,各种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1859年,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C•R•Darwin)的《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对英国思想界和教育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更多的学者和社会人士开始意识到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教育的重要性。
    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教育问题的文章,特别论述了科学知识的价值和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性。1854年5月在《北不列颠评论》上他发表题为《智育》的论文;随后又陆续发表《德育》和《体育》两篇论文,分别刊载在1858年4月和1859年4月的《不列颠季刊》上;在1859年7月的《威斯特明斯特评论》上他发表了最著名的一篇论文《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四篇文章后来于1861年以《教育论》为题成书出版,闻名于世。
    与此同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不仅积极参加教育实践活动,而且就科学教育问题发表讲演和撰写论文,积极提倡科学知识和科学教育思想。他在30多年里所发表的讲演和论文后来于1893年以《科学与教育》为题成书出版并得到广泛传播。
随着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科学知识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科学教育由此也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精神。这场论争终以科学教育的胜利拉下帷幕,在英国教育发展的历史中写下了一个重要而又光辉的篇章。
    3.大辩论的影响
    这场大辩论本质上反映了社会文化变迁对大学的目的、教育内容和培养目标等方面产生的深远影响。它最终提高并确立了理科在大学中的地位,明确了大学的职能,大学既是教学的中心,也是科研的中心,是创造知识的地方。大学的目的是理智,而非道德。
    大辩论中,伦敦大学应运而生,推动了牛津剑桥的改革,城市学院纷纷兴建。更重要的是,多次的思想交锋使科学的教育思想在不断地碰撞中发展和成熟,对世界各国的教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时至今日,这场辩论中的许多精彩的论说依然掷地有声。英国的这场大辩论宛如一面镜子,警醒着新一代的教育工作者。
    二 关于这场辩论的启示
    1.一种理论因为有了强劲的现实动力,所以才能在思想交锋中最终一呼百应,所向披靡
    科学主义之所以能在论争中取胜,主要基于以下几点:首先,工业革命后,一方面,社会产生了大量的技术和人才需求,另一方面,新兴的掌握大量财富的中间阶层在崛起后,开始逐渐争取到了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机会,并试图在经济、政治和教育活动中发挥作用。这种社会的巨大变迁导致了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变迁,功利主义应运而生,并很快成为中间阶级争取教育机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发展高等教育的理论武器。功利主义者把知识分为有用的知识和不太重要的知识,反对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古典文化知识,认为科学知识更适合社会发展的需求。科学教育思想正是此种迫切的政治经济的现实需求的思想理论反映。
    其次,科学主义扬弃了古典文化的华饰鼓噪,寻求自然的本质和规律,强调知识的精确、公正及有效性。它很自然地迎合了英国人重视实践经验、讲求事实和尊崇理性的思维方式。
    最后,19世纪以前的教育积淀,特别是18世纪以来非国教学园先进教育思想的传播和科学知识课程改革的尝试,为科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依据和铺垫。
    19世纪以前英格兰的高等教育分为学园和大学两种形式。从18世纪开始,为了满足中产阶级的人才需求,私立学园纷纷开办。这些学园引进了英语、算术、会计、几何、历史、初级科学等自然科学课程,教授商业、测量、航海和军事等专业领域的实用技术知识,为工业革命培养了最早的专业技术人才,同时还传播了先进的教育思想。到了19世纪初,苏格兰的一些大学开始设立新学科:爱丁堡大学率先将现代科学引入校园,设立了天文学、农学、音乐学、技术学讲座,格拉斯哥大学陆续设立自然史、外科学、产科学、化学、植物学、药学、医学法规、法医学、民用机械学、产权转让、英国文学、神学和圣经考证等讲座。这些新学科和新的教学方式吸引了大量英格兰和世界各地的学生。苏格兰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强烈地刺激了保守的英格兰传统高等教育。
    2.大辩论彰显了教育变革中舆论的力量
    古典大学之所以保守,是因为其封闭。牛津和剑桥长期受国教会控制,一直重视宗教教学和宗教仪式,其目的在于引领青年人的灵魂。当大学以道德教育为目的时,其从事活动的思维就会受到限制,自然不会关注现实世界的需求。同时为了保护这种生活方式,使得他们越来越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分离。所以如果没有外界的影响,没有社会舆论,内心很少会产生思考。 
    从19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至40年代是一个社会许多方面都在经历重大变革的时代,英国现代社会的几个主要特征如政治民主、政教分离、经济自由、信仰多元等都在这个时期趋于定型。社会观念的变革如此剧烈,使得19世纪上半叶的后二三十年成为一个充满困惑和焦虑的过渡时代,“一种不安与似是而非的气氛困扰着当下许多最出色的年轻人,数世纪以来作为定见的内容重新成为讨论的话题。”⑨ 
    改革是大多数人认识转变的过程,因此任何改革的成功,都需要一个漫长的酝酿的过程。舆论在这一过程中常常充当了逐步扫清思想障碍的利器。在社会的精神交往中,舆论是一种全方位的特殊的精神交往形式,在这里,传统、现实、社会关系、心理因素等交织在一起,让人感受到周围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的制约。同时舆论无形中会成为人们行动和论证问题时不可忽略的依据。它会影响权力组织及人物,通过否定一些旧的事物而推动新事物的发展,所以舆论站在哪一边,无疑标志着一种道义上的胜利。
    《爱丁堡评论》、《威斯特明斯特评论》和《教育季刊》几乎代表了19世纪的英国知识界与公众的舆论。这些杂志在创刊时就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这场教育领域的大辩论实际主动地制造了一种社会舆论。因为有了争论,才能越辩越明,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更重要的是正面的交锋使问题放在台面上,使所有相关者都不可逃避。成功的舆论引导,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古典大学的弊端,使得要求政府干预大学改革,逐步成为共识。同时,使科学教育的思想渐入人心。
    3.历史不会忘记牛津运动,大学仍需信仰的重振。科学也是一种信仰,它是人类理智发展的必然
    牛津运动曾影响牛津长达十几年,很多才华横溢的人卷入了这个运动,几乎没有人不受它的影响。它坚定了很多英国人的宗教信仰,从根本上影响了大学的生活气氛。
    它是在社会过渡时期,整个传统社会面临被正在弥散开来的功利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日益瓦解的一种应激反应。1829年3月13日,纽曼在致母亲的家书中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新颖的时代,一个朝着普遍教育的时代。以前,人们依靠他人,尤其是依靠牧师接受宗教真理。现在,每一个人都试图自己做出判断。我并不认为基督教本身是反对自由求索的,但是我仍然认为基督教实际上是反对自由思想目前所采取的那种形式的……”⑩它试图一挽狂澜,通过引导社会回归传统的虔信来抵制功利主义和科学的实证主义,在人类社会已发展到了大工业时代,显然是难以成功的。
但它是对一个观念英勇的捍卫。这种英勇在不同社会的转型时期,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以不同的形式一次又一次地复演。如一代怪杰辜鸿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固守,虽然注定以悲壮告终,但它重振了信仰的活力,展现了传统的魅力。如果没有这些保守的抗争,传统的精华可能在变革的惊涛骇浪中灰飞烟灭。
    但多元不一定分崩离析,科学也并不意味着信仰的缺失。在中世纪,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宗教把西方世界联系在一起,而今天科技却成为联系世界的纽带。因为,“尽管人们一般承认,在绝大部分制度环境中都会不同程度地出现偏见,因而绝大多数信念体系都包含着某种程度的错误和曲解,但自然科学一般被认为是真实的无曲解的知识整体,它们的方法被认为是公正的……可以告诉我们怎样才能不带心理偏见和社会成见来决定自己对待世界的态度。”11 
    在这里科学也是一种信仰,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宗教是双生姊妹,把一个从另一个分开,一定会使双方死亡。”12科学意味着崇敬事物的造因,意味着“对一切事物所表现的那些运动中的一致性产生深厚的崇敬和绝对的信仰”。13法国哲学家孔德认为,人类精神的发展经历了神学、形而上学、科学(实证)三个阶段。如果说宗教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最初结果,那么科学则是更进了一步的历史的必然。
    注 释
①F. McGrath. The Consecration of Learning: Lectures on Newmans ’Idea of a University[M].Dublin: Gill and Son Ltd., 1962:8~9
②A.I. Tillyard. A History of University Reform from 1800 to the Present Time, With Suggestions towards a Complete Scheme for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M]. Cambridge:W. Heffer and Sons Ltd., 1913:24
③Michael Sanderson. The Univers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5:35~36
④Michael Sanderson. The Univers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5:36~37
⑤Michael Sanderson. The Univers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5:37
⑥Michael Sanderson. The Univers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5:38
⑦Michael Sanderson. The Univers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5:69
⑧Michael Sanderson. The Univers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5:70~71 
⑨胡敦.维多利亚时代的心绪1830-1870[M].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57:8
⑩纽曼.纽曼书信集(John Henry Newman. Letters of John Henry Newman: A Selection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Derek Stanford and Muriel Spark)[M].彼得欧文出版有限公司,1957:50
11〔英〕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鲁旭东译)[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6~7
12 13〔英〕赫•斯宾塞.斯宾塞教育论著选(胡毅、王承绪译)[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89~9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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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赫•斯宾塞.斯宾塞教育论著选(胡毅、王承绪译)[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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